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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与社会治理研究

发表时间:2016-12-30 11:47:18 来源:宁夏法学会 作者:宁夏法学会管理员

  

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与社会治理研究[[1]]

王幽深 杨远慧 徐满

摘 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已成为人类不可阻挡的趋势,也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人类能够获取、分析和使用的数据大量增加,使得传统的数据管理模式难以适应,驾驭数据的难度不断增长,致使社会管理,特别实施特定情形下的网络舆情管理,也面临全新的挑战。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正因为如此,我们一定要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对案例的定性分析层面上,而是要对网络舆情的发展状况及理论研究进行细致地梳理和总结,在借鉴国内外网络舆情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总结国内外其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目前的具体情况,尝试分析某些尽可能完善而又持续可行的社会治理方式、方法、途径,乃至模式,并希望这些尝试性的方式、方法、途径,乃至模式,能够为社会管理者所接受并期待能具体应用到社会治理措施的框架中。在设定人类已进入大数据时代的背景及话语体系下,寻找合适的切入点,建立怎样的社会治理模式以及如何进行具体制度设计,是课题成果的主要关注点和研究重点。

课题成果以已有中外研究成果为起点,就我国当前网络舆情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网络舆情社会治理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了较为客观、全面、规范、系统的分析、思考和讨论,将研究重点定格于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思路上,针对当前网络舆情监管的具体情况。结合大数据背景下任何做好网络舆情的监测和社会治理的途径与方法等问题,提出了诸如应当首先尽快完善现有的规范网络的法律法规;条件成熟时考虑制定专门的网络舆情监测与网络数据利用方面的法律或法规;明确网络舆情监测主体;在特定领域对网络舆情治理对象实行实名制以及完善网络舆情信息管理制度;增设网络舆情发言人以引导网络舆情向着符合社会助理方向发展的方法等意见和建议。

关 键 词:  大数据  网络舆情   社会治理 法律规制

  

英国牛津大学网络学院互联网研究所治理与监管专业教授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认为:“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在变革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大数据时代优势必将引起思维变革、商业变革和管理变革。”[[2]]的确,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给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的深远影响,大数据背景下网络舆情的研究已成为当前国内外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的研究热点。据统计,从2008年至2015年上半年,我国舆情业市场规模从119007万元增至247150万元,舆情软件市场规模从11096万元增至23860万元。“截止2013年底,全国共涌现出800多家舆情软件企业,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增长,预计2014年会突破1000家。由于互联网应用形式日新月异,对信息采集和分析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多舆情软件产品无法给用户带来有效的监测效果。”同时,“中国网络舆情服务产业,正经历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粗放到规范的过程。对于整个舆情监测市场规模,从舆情软件市场10亿元,到舆情信息服务业100亿元。通过检索发现,舆情产业已经形成了政府、媒体、教育科研、软件和商业等五大背景的行业格局。党政机关依托党政宣传思想工作系统,下设职能部门或企事业舆情服务机构,开展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汲取社情民意,为决策提供参考,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现实意义。”[[3]]

最早将大数据用作网络安全战略的核心技术保障的国家是美国,自2009年起就签署了《透明和开发的政府》总统备忘录,推进建成政府统一数据门户网站。[[4]]相比较之下,我国对大数据的关注和行动起步较晚。正式关注大数据还是自2013年,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谈及大数据时,以流感病毒的舆情分析为例强调大数据分析对于政府工作的重要性。2014年,百度公司投入了18亿元用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开发,阿里巴巴宣布投入10亿元用于大数据监测来进行消费者保障和打假。2015年,我国制定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并于2015831日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

2015年,全球新增440万个与大数据相关的工作岗位,其中190万个工作岗位在美国,且有25%的组织设立数据官职位,拥有大数据技能的IT专业人员严重短缺。[[5]]可见,如何快速地对海量网络数据进行分析,并利用分析结论进行社会治理,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实现舆情信息增值以及提高趋势预测能力、决策能力更是目前所面临的一重大挑战。

一、研究概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内研究情况

既然身处大数据时代,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数据来了解国内的研究情况,据笔者检索:截止到2015121,基于中国知网所收纳的所有数据库进行检索,输入“大数据、网络舆情、社会治理”三个关键词,以“全文”检索相关文献有14856篇,即中国知网所收纳的所有文献,全文中至少出现过“大数据”、”网络舆情“和”社会治理“三个关键词中的任何一个的文献有14856篇,涉及40个学科;以“参考文献”检索相关文献有488篇,即中国知网所收纳的所有文献,参考文献中至少出现过“大数据”、”网络舆情“和”社会治理“三个关键词中的任何一个的文献有488篇,涉及33个学科;以“摘要”检索相关文献有18篇,即中国知网所收纳的所有文献,摘要中至少出现过“大数据”、”网络舆情“和”社会治理“三个关键词中的任何一个的文献有18篇,涉及11个学科;以“主题”方式来检索相关文献有20篇,即中国知网所收纳的所有文献,主题中至少出现过“大数据”、”网络舆情“和”社会治理“三个关键词中的任何一个的文献有20篇,涉及10个学科;以“篇名”检索相关文献有3篇,即中国知网所收纳的所有文献,题目中至少出现过“大数据”、”网络舆情“和”社会治理“三个关键词中的任何一个的文献有3篇,涉及3个学科,且均为2015年收录的研究成果。上述文献来源于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报纸、外文文献、年鉴、专利等各种形式,其中从技术层面解决网络舆情治理问题的专利仅有2项,可见国内研究更多的是偏重于理论研究和解决理论空缺问题。

纵观国内已有舆情研究文献的内容和研究径路,现有文献主要是从大数据舆情相关的机遇、挑战以及研究方法上进行概述,从法律规制层面研究大数据舆情的文献相对较少。马兵、李彪、李希光等针对当前大数据舆情研究面临的问题从理论角度进行了叙述,对社会舆情搜集、研判和预警作了详细的介绍。喻国明以百度搜索词为研究对象,采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中国社会热点舆情进行了分析。李金海等利用大数据思想构建了网络舆情的文本挖掘模型,并通过实验验证了模型的准确性和时效性。[[6]]因此,对于大数据舆情的分析,学界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研究体系。大数据舆情分析还是舆情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

2、国外研究情况

国外学者对大数据的研究可以追溯到《Nature》于2008年推出的Big Data专刊,阐述在数据驱动的研究背景下,解决大数据问题所需的技术以及面临一些挑战。前言部分已提到美国最早将大数据用作网络安全战略的核心技术保障,另外美国数据管理领域的专家发布了白皮书《大数据的挑战与机遇》,介绍了大数据的产生并分析大数据的处理流程,并非常明确的指出了当前发展大数据所面临的诸多挑战。20116月麦肯锡公司发布报告《Big data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competition,and productivity》,报告中非常详尽的分析了大数据的影响范围、核心技术和应用领域。201215月联合国发布报告“Big data for development; Challenges&Opportunities”,指出在大数据背景下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初步解读了大数据的运用。由英国学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著,并由中国互联网专家周涛翻译的《大数据时代》,详细向读者介绍大数据带来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思维模式的大变革,文中指出在大数据时代下,处理数据的理念要有诸多改变,并通过对数据化和数据交叉复用两方面分析,解释了大数据时代发展的根本动力,文中还深刻解析了大数据时代产业环境、数据安全隐私、信息公开公正等方面的问题及日后发展的忧虑。[[7]]

以上仅仅只是国外研究情况的一个缩影,国外学者、专家、政府、企业、其他组织机构对大数据、网络舆情及社会治理方面的研究远不止这些。毫无疑问,自2008年起,大数据、网络舆情与社会治理已经成为国外研究的热点。

   (二)国内外研究成果述评

有关大数据、社会舆情的文献较多,各学者分别从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传播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不同学科对相关领域展开了多面向的研究。综观前述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1、未能与现实民意有效结合起来

网络舆情也不等同于社会舆情,网络民意不等同于社会民意,并且“民意”“在没有通过一种建制化的程序之前,它是不具有政治、法律效力的”[[8]],而我们在分析网民观点或舆情走势时,只关注网民跟帖态度和情绪,忽视了网民心理的变化,只关注文本信息,较少关注图像、视频、语音等内容,只观察舆论局部变化,忽视其他群体的舆论变化,只解读网民文字内容,忽视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网络,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互联网上的发声者往往只是一些活跃分子,大多数的使用者是沉默的。因此,仅仅依据网络上的部分声音来判断社会舆情,存有一定的偏颇。因此,要深人解析大数据环境下的社会舆情,必须把网络舆情监测数据与民意调查数据相结合。

2、未能解析舆情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任何舆情事件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规律,发生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既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也关联着多个复杂的原因。当前网络舆情研究大多局限于某一些特定的舆情事件或舆情话题,常常滞留于某一时间段网络平台的舆情信息数量统计,没有延续性、长期性数据库的支撑,难以反映舆情产生、演变的客观规律,更无法为舆情的预测、预警和治理决策提供有效的参考。有时“危机就像堤坝上的裂缝,一经发现要在第一时间修补,错过了最佳处置时机,时间不断扩大与蔓延,将面临全局性”[[9]]因此,研究某个舆情事件,需要将其同历史舆情事件数据关联起来,建立历时性的数据库,同时打通外部数据,对各种舆情数据进行相关分析。

3、未能与相关外部数据相结合

深人解析网络舆情,需要海量的舆情信息做基础,也需要打通政府业务数据、物理数据以及其他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数据。目前网络舆情数据与政府的统计数据等相关外部数据尚未实现有效整合,也未能形成统一的共享体系。因此,要有效抓取、动态监测海量舆情数据,也要将舆情数据和多种数据进行整合,实现实时共享。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专门的数据仓库,进行统一分析,才能做出科学、有效的预警、预测。

4、未能进行综合分析

大数据环境下的网络舆情分析与社会治理已经不是某个单一学科的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牵涉到大数据挖掘、舆情分析、政府决策等多个研究领域,需要集合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传播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协同攻关,才能推出对于舆情分析、政府决策以及舆论学学科建设等真正有用的科研成果。故大数据时代的舆情研究者必须突破传统数据时代静态化、单一化、片面化的思维,进行动态化、全局化的综合探讨。

二、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现状及特点

   (一)关键词释义

开展任何一项课题研究之前,都避免不了对相关概念或是关键词进行准确定义和限定,本文亦然。要全面的了解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与社会治理以及提出关于制度设计的具体建议,需要讨论和明确以下概念:

    1、大数据

   2012年以来,“大数据”一词在各类网络载体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被普遍地提及,面对这一并不陌生的词,不同的机构和研究者对大数据的理解侧重点不同,导致对其的界定呈现某种差异。据维基百科的定义,“大数据”(又称巨量数据、海量数据、大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数据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截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信息。WIDC市场研究公司(2012)认为,“大数据”是为了更经济地从高频率获取的、大容量的、不同结构和类型的数据中获取价值而设计的新一代架构和技术。高德纳咨询公司(2013)提出,大数据是指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

对于“大数据”是什么,目前仍没有统一的定义。尽管不同个人和机构理解大数据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但都一致认为“大数据”与传统意义上的“数据”在本质上有很大区别。还有学者从大数据的外延角度对其进行界定。如冯登国等(2014)根据来源的不同将大数据分为:(1)来自人们在互联网活动以及使用移动互联网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类数据;(2)产生于各类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数据;(3)由各类数字设备所采集的数据。[[10]]

关于大数据的特征,不同的学者和不同的研究机构也有不同的认识,但普遍的观点认为,大数据具有规模性、多样性、变化快速性、真实性和价值性五大特征,这也是大数据区别于传统数据形态的重要衡量标准。另外,学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也指出,大数据体现了三个全新特点:采用全体数据,取代抽样数据;强调数据的混杂性,取代数据的精确性;通过关注数据的相关关系,取代对因果关系的分析挖掘。中华区总经理陈文所理解的“大数据”包括ABC三个要素:大分析(analytic)、高带宽(bandwidth)和大内容(content)。官建文认为“大数据”的特性有:数据的完整性和综合性、开放性和公共性、动态性和及时性。宋伟东则提出“大数据”的特征包括高密度、多样性、可重用、动态性、半结构化、强调速度、重视关联。[[11]]

2、舆情

   据学者唐涛考证,舆情一词,最早出现在《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七中,唐昭宗在一封诏书中称“朕采于群议,询彼舆情。有翼小康。隧登大用”,意思是百姓的情绪、意见、言论。而在中文语境中“舆论”与“舆情”、“公众舆论”与“大众舆论”、“民意”与“民情”等词,并没有严格的区分[[12]]

3、网络舆情

关于舆情,刘毅在《网络舆情研究概论》一书中指出,“舆情”是指由个人及各种社会群体构成的公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空间内,对自身所关心的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持有的各种态度、情绪和意见的总和[[13]]。也就是说,从舆情本身而言,它是社会民众基于社会事项的态度、情绪、意见等的集体反应。所谓"网络舆情"则是指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对社会问题的不同见解的网络舆论,是社会舆论的表现形式之一,即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工具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热点,焦点问题所持的由较强影响力,倾向性的言论和观点。

结合各类文献对网络舆情的解释进行了一个总和,即通说观点认为,网络舆情"就是指网络上的社情民意,其主要强调两点概念:一是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和新闻事件主要通过互联网首发或传播,二是对上述事件表达态度、意见和情绪的公众主要是网民。

探讨至此,不得不解释一下“社会舆情”以及其与“网络舆情”的联系。“社会舆情”是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着某些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变化,人们对公共问题和社会管理者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观念和价值判断,是较多群众对于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所表达的观点态度和情绪等表现的总和。“网络舆情”与“社会舆情”在内容表现形态上具有一致性,但网络舆情却能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舆情的发展方向。网络舆情表达快捷、信息多元、互动性强等特点使得其形成迅速,也带来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

截止至20156月底,我国的网民数量达到6.68亿人,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达到51.3%。网络的高速发展和普及,在促进网络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网络舆情管理机制的不到位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大肆蔓延,迫切需要一些切实有效的管理对策。

    4、大数据与网络舆情之间的联系

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革新为网络舆情的产生、发展、演化创造了便利条件,对网络舆情研判、监测、预警、应对处置以及决策均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大数据也为网络舆情监测分析、预警决策和导控带来了技术优势,也为大数据在网络舆情治理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需求,因此,对于网络舆情治理而言,大数据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加速了网络舆情的生成、发展和演化,加速了网络舆情的传播和网络舆情事件的生成,数据的流动性和可获取性加大了网络舆情导控和处置的难度;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及其应用的不断成熟为采用数据分析方法进行网络舆情监测分析、预警和导控等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14]]

在大数据技术支撑下,根据过去已经发生的网络舆情进行数据分析,把握现在和预测未来成为了可能,因此,拥有了对网络舆情海量数据占有、控制、分析、处理的主导权,就拥有了网络舆情数据主权。拥有了网络舆情数据主权,并将大数据优势转化为预警决策优势,继而转化为应急处置和导控优势,就实现了网络舆情监测、预警决策科学化,就拥有了应急处置和导控的主动权。因此大数据开启了网络舆情监测分析、预警决策、应急处置和导控的时代转型。

(二)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的现状

众所周知,我国已迈向全面网络化的大数据时代。作为媒体较集中的区域,社交网络平台一直是突发公共事件以及网络舆情监测的重点区域。近年来,农村地区上网普及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城乡间在互联网普及上差距缩小,网络的话语权不再局限于城市里的年轻一代。一些农村地区和城乡结合部的网民开始直接通过网络反映民情民意以及社会问题,表达对一些事件的认识和看法,网上各种真实的、虚假的、理性的、非理性的言论相互叠加,混淆视听,给互联网监管工作和网络舆情监测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具体表现在:

1、网络舆情在表现形式多元化。

   除原有的网站新闻评论、网络论坛等平台外,近年来出现的聚合新闻RSS、即时通信、博客、微博等新型形式。据最新统计,腾讯QQ的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达到了2亿,且很多网民还同时拥有多个不同通信平台的帐号。由于网络平台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沟通交流方式。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初步统计,截止至2015年,博客作者数量超过2.49亿人,拥有博客空间2.49亿个。

2、网民人数迅速增长,且积极参与网络舆论。

近年来,我国网民数量持续急剧增长。据统计,截至20156月底,中国共有网民6.68亿[[15]]。年轻化和大众化是中国网民的两大特色,全体网民中18-24岁的青年占了31.8%,互联网普及率超过51.3%。可见,网民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新型群体,且通过各种网络平台积极参与网络舆论。

在美国2010年网络读者数量和广告收入就超过了报纸。[[16]]

3、网络舆论影响力越来越大。

   网络上报道的新闻经过各大门户网站的转载,和现实世界相比,网民会更积极地在网络上发表评论和意见。网上的言论在得到传统媒体的肯定或声援后,通过网上、网下舆论的相互结合和相互作用,经常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对事件的发展和当事人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总之,大数据时代,网络在便捷人们的生活、增进人们交流的同时,也对我国的政治、文化发展及社会管理产生很大的威胁和隐患,给网络舆情的管理工作带来极大挑战。

(三)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的特点

如前所述,关于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的特点,学界有很多的观点。值得我们关注的特征,大致可以归为以下观点:

1、传播速度快速化

作为新兴自媒体平台的微博,更是受到网民的强烈推崇。六亿多舆情压力群体便是通过这种普及化的网络用户催生而成,成为网络舆论形成"蝴蝶效应"的主要推手。由于网络的普及化和便捷化,大众化共享的趋势明显。因此,如果网络上形成某种舆论,便会在短暂的时间内成波浪式递进传播。这种网络使用大众化和舆情传播迅速便捷化趋势,为舆情治理和控制带来挑战。

2、治理对象底层化

中国网民群里越来越庞大,且网民群体的主体为中青年群体和中低端人群。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属于在社会转型中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群体,而这一群体却构成网络舆情的生力军,成为网络舆情压力群体。根据年龄分布来看,我国网民以10岁—39岁年龄段为主要群体,比例达到78.4%。其中,20岁—29岁年龄段网民的比例为31.4%,在整体网民中的占比最大。与2014年底相比,20岁以下网民规模占比增长1.1个百分点,互联网继续向低龄群体渗透[[17]]。根据文化层次来看,69%是初、高中文化层次的网民;根据职业和身份情况来看,学生群体在网民中占比高达到29.9%,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占网民总量的1.7%,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一般职员占2.4%,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占网民总量的0.8%,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占4%,企业一般职员为10.9%。另外,专业技术人员占8.7%,制造业、生产性企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职工分别占4.8%3.6%,农民占5.3%,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占14.6%[[18]]从前述数据中可以得出,网民主体呈现底层化发展,网络舆情的治理对象也呈现底层化发展。

3、传播方式微博化

把网络作为一个倾诉对象,是网民对网络一种主要的利用方式,这也必然导致网民利用网络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成为社会互动的一种重要方式。当前,使用搜索引擎的网民有5.32亿,占所有网民的79.6%;用网络即时通信的网民有5.3亿,占所有网民79.4%;查看网络新闻的网民有4.98亿,占所有网民的74.7%;使用博客或空间的有4.37亿,占所有网民的65.5%;使用电子邮件的网民有3.46亿,占所有网民的51.9%;使用论坛或BBS的网民有1.98亿,占所有网民的29.7%;使用微博的网民增长率最快,当前已拥有2.68亿网民使用微博,占所有网民的40.2%;手机微博的应用也成为亮点,手机网民使用微博的比例也从2010年末的15.5%上升至39.0%[[19]]从网民对网络使用方式和途径的具体情况来看,网络载体多样化,网络舆情的传播方式更是微博化。

4、舆情事件网络化

2014年网络舆情热点事件首次曝光媒介具体类别来看,涵盖面之大,几乎涉及所有常见的大众传播媒体和自媒体,其中占据前五位的首曝媒介分别是网络新闻、报纸、论坛、微博、电视。根据有关数据显示,曝光舆情事件数量在全年舆情事件数量的比重分别为25%22%17%16%8%[[20]]网络媒体已成为催生网络舆情事件的主导载体,并成为网络舆情发酵地。舆情事件网络化也成为了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的必然发展趋势。

三、我国当前网络舆情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994年至今,互联网领域的治理已有近二十年的历程。整体上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我国当前网络舆情治理方面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

(一)网络舆情管理立法存在空白

目前,我国关于互联网的法律(此处指广义上的法律)主要是部门规章和部门规范性文件,包括:《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新闻网站电子公告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于2014227日审议通过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工作规则》《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细则》《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2014年重点工作》,这些法律文件的内容尚需进一步细化,而且这些立法文件并不能解决网络舆情管理问题,因此,我国在网络舆情管理方面尚存在立法空白。

不仅网络舆情管理方面存在立法空白,而且我国关于互联网的相关法律制度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互联网相关法律很多情况下是在出现了严重问题之后才被制定出来的,相关法律的制定过程也需要一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相比于互联网领域的瞬息万变,法律的滞后性表现明显。其次,由于历史传统、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各国的互联网立法也存在差异。互联网的无国界性,使得其法律执行问题变得非常困难。另外,目前出台的网络法规大部分属于办法、规章、条例、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且认定标准过于原则或笼统,缺少相关互联网技术专家的参与论证,等级低、可操作性弱、效力不高。

(二)缺乏大数据理念和对数据分析及其判断的能力

网络舆情治理,在大数据时代,需要各个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共同协作。治理能力的高低和治理质量的优劣,取决于各个网络舆情治理主体是否能够迅速地、有意识地掌握相关数据。只有树立大数据理念,具备一定的数据分析能力,才能在网络舆情治理中占得先机,及时做出科学准确的预判。从当前我国网络舆情治理的现实看,各参与主体的大数据观念比较薄弱,缺乏大数据捕捉、分析能力。网民在各大网络载体上留下大量的数据,都是网络舆情治理的重要数据来源。遗憾的是,在当前网络舆情治理中,有些部门还没有将这些数据应用到舆情治理中。可见,网络舆情治理并不缺乏数据,而是各参与主体缺乏挖掘、整合、利用大数据的观念和意识。“目前网络有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渗入,网络舆情的组织形式日益专业化,网上恶意炒作和造谣诋毁的事件不断出现。利益集团利用网络作为工具,聘请公关公司和网络抢手,对舆情事件进行专业策划,对舆情信息进行专业炒作,在网络上传播其观点或故意制造热点”[[21]]。而我们能够及时发现并进行处置上述现象的人员非常欠缺。

  (三)管理制度不合理,管理部门工作效率低

目前,我国网络管理体制中,垂直化管理、部门之间条块分割、上下级关系明确的传统管理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这样的模式下,遇到网络舆情事件时,第一时间不是处理应对,而要逐级上报,听从上级部门的处理决定。在这种管理模式下,有关部门对网络舆情反应迟缓,使得相关数据信息在上下级部门之间沟通不畅,造成“信息孤岛”[[22]]现象,即“相互之间在功能上不关联互助、信息不共享互换以及信息与业务流程和应用相互脱节”。     

各部门应用不同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库之间不能有效衔接,且各部门对数据的存储采用不同类型的数据库和不同语义表达的数据类型,缺乏数据共享的意识和积极性。这些都造成在发生网络舆情时,各部门不能整合数据资源解决问题。当前,要提升网络舆情治理能力,应着重解决“信息孤岛”的问题。

(四) 缺乏复合型专业人和数据预测能力

专业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治理能力高低的主要指标,专业人才能力的高低关系到对大数据的挖掘、分析、预测、综合和运用的程度。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治理需要具备数学、统计学、信息学、分析学、语言学、传播学、管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虽然不乏精通信息技术的专业人才,但仍缺乏精于网络舆情数据挖掘和深度分析,能够根据网络舆情治理的客观背景做出专业数据分析、预测和应对策略的专门人才。缺乏复合型专业人才,缺乏数据预测能力,这也是当前阻碍我国网络舆情治理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

四、网络舆情社会治理的法律规制

对网络舆情的治理,作为社会综合治理的一个方面,既有作为其特殊性,又具有社会治理的共性,关于一般社会治理的途径及其方法,相关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无须赘述,而对于网络舆情治理,则是我们关注的中心,关于对网络舆情的治理、改进与完善,已有的成果做出了不少的建议,并且这些意见和建议,从某些层面上讲都有各有的道理。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同一事物,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思考就会有不同的结论。正如有学者所言,“任何时代都存在一系列的信仰、信念、情感以及广为接受的原则或者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们总体就构成了一个特定时代的公共舆论”[[23]],公共舆论也罢,网络舆情也罢,都需要客观对待并进行合理的处置,处理不好,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尽量从网络舆情注意特定社会想象的多个角度进行综合分析,找出主要矛盾,才能对症下药。

就我国当前网络舆情治理而言,任何制度设计都可能是不完善、不齐全,但即使如此,我们依然认为,必须,而且还要尽快寻找解决大数据时代解决网络社会治理的一般化途径与方法:

(一)完善现有的关于网络治理的法律法规,并尽快制定相关网络舆情监管与网络数据利用方面的法律或法规

前文已有列举,我国目前已经制定了不少有关规范网络行为和活动法律法规和规章,但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调整对象,更多的是对网络活动及其行为。虽对网络舆情也涉及。但既不系统也不周全。纵观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来看,不难发现,我国没有关于网络舆情的监管制度,有关预防和引导的法律规定更是处于萌芽阶段。而事实上,“网络社会在经历了几年‘疯狂野蛮生长’之后,出现了太多突破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的东西,亟需进行清理并建立制度规范[[24]]。所以,无论是从国家治理还是社会行为规范化的角度,抑或是从法律实务的角度看,制度缺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政府部门在网络舆情的处理中,找不到处置依据和规范,自然也难以有所作为。因此,建议有关机关,无论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是国务院应尽快制定专门的规范网络舆情监管与网络数据利用方面的法律或法规,及时前述立法机关认为立法时机尚不成熟,至少应该有负责网络舆情的监管与监测的部门先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以应对当前有关网络舆情监管制度无人无机构进行实时监测,行权机构过于分散性问题,同时,还能根据大数据时代的特点,解决网络数据的合理利用问题。

当然,如果目前实现前述设想尚有难度,也可以考虑先数据信息相对集中,存量信息较大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行试点,制定地方性法规,待条件成熟和具备实践经验时,再推广、制定全国性法律。

(二)明确网络舆情管控主体

  多头管理是当前政府部门在网络舆情监管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导致管理部门间抢权推责,以致错失网络舆情干预和控制的最佳时机,从而发生网络舆情向社会危机方向的演化。“根据现有资料统计,中国政府参与互联网信息智力的部门已达到十几个之多。”[[25]]因此,在法律制定方面,首先应当明确网络舆情监管的主管部门,对网络舆情进行全面的监管和引导。基于现行宣传部门本身的性质和职责,由宣传部门代管网络监测实属力不从心,因此,建议应设立专门的网络舆情监测部门,由其负责网络舆情的监管和引导,并主导建立联动机制,会同所有相关部门协同治理。当发生网络舆情事件时,网络舆情监管工作必然涉及到具体职能主管部门职责,应该及时向网络舆情监测部门通报,有网络舆情监测部门自行或协调相关部门处理网络舆情事务,以实现网络舆情的及时控制和治理。

   网络舆情监管部门的注册不应该仅仅是监督管理,同时还应承担更多的舆情引导和舆情误解的排解任务。不能成为出公安和国建安全部门之外的网络监控的机关。

    ()在特定领域对网络舆情治理对象实行实名制

毫无疑问,网络实名制对于“网络水军”、“网络推手”等利用网络混淆社会舆情,激化社会矛盾的行为具有明显的抵制作用。“网络空间是一个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网络对所有的人开放,在这里,借助于计算机和网络,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自由的就你关心的任何问题进行评论,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26]],正因为如此,网络就很容易被个别人利用,成为自己发泄自己某些不满的场所,不加限制的、随意的发表自己的看法,不但容易给他人带来损害,也可能成为网络舆情的始发地,近几年,诸多的网络舆情案件,其最初的起因往往就是某些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或者某些网友不负责任的猜测或者转载、评论。因此,对某些领域的网络评论平台,实行实名管理,也是不得已的一种措施。实名制是阳光舆论的前提,也是抵制非法言论和不良言论的最佳途径。但是,出于对广大网民群体个人隐私的保护,网络实名制在制度设计和管理实施方面都应当有一定的限制,以防止管理部门中的少数人将网络实名制变成侵犯网民权利的工具。具体制度设计上,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限定:第一,实名制应当有限公开,即网络经营者和主管单位有为网络利用者保密的法定义务,当然,进行司法程序协助调查时则要另当别论,不在此限。第二,在公共场所利用网络服务应当实名制,在非公共场所利用网络服务可以实名制。这主要考虑到于公共场所的流动性而采取的监管措施。应当注意的是,这里的网络服务公共场所既包括盈利性公共场所,也包括非盈利公共场所。第三,在网络言论的有效监管上,应当对公共网络空间的网络行为实行实名制,而私密性网络空间的网络行为对实名制不作要求。总之,在特定区域对网络舆情治理对象实行实名制,至少在发生网络舆情事件时,主管部门能够做出快速的反应,不至于使网络舆情发展不可控之势。

    ()完善网络舆情信息管理制度

完善网络舆情信息管理制度,在我们看来,首先应当尽快建立网络舆情信息甄别与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当前体制和规范的制约主要表现为监管过度监管缺失并存。对此诟病,应该从管制治理的转变中求解”[[27]],所以,建立信息甄别与分类管理机制是完善网络舆情信息管理的前提,而信息甄别又是分类、分级管理的基础,分类、分级则是对网络言论和网民的性质进行区别,其标准是网络舆情事件的可能影响力,以此确定相应的应急机制,从而可以实现对网民有针对性的管理和引导。其次,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主管部门既要遵循了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宪法原则、又要对不良言论进行限制、非法言论严格禁止,因此,主管部门需要把网络舆论中的非法信息、不良信息、虚假信息、侵权信息和社情民意信息等区别开来,对网络言论信息本身进行甄别,从而做到有针对性的区别管理。再次,要实现对网络舆论的分类分级,还需对网民群体进行识别,把网民群体分为一般网民、网络水军、网络推手和意见领袖等,以实现在管理网络舆情的同时,也可以收集到真正的民意的目的。如果主管部门能把网络舆情监管与引导纳入工作考核机制,督促职能部门重视并积极应对网络舆情事件,相信应该能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

    ()设立网络舆情发言人和网络舆情引导机制

针对网络舆情治理,可以仿效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网络舆情发言人制度。“事实证明,依靠权力部门对网络上的质疑和反对采取堵的方法只会使事件进一步升级,......谣言止于真相,只有用真相来平息网络的质疑与情绪才能收到实质效果。因此,因此在舆情应对的工作中,要争取在第一时间发出自己的声音。挤压猜测空间,讲清疑点,解决问题”[[28]]。而设置网络舆情发言人,就是为了第一时间揭示真相,使谣言止于真相。我们认为,网络舆情发言人代表相关部门行使下列职责:第一,及时掌握网络舆情,及时发布网络舆情动向,及时公布网络舆情处理状况;第二,接受并解答网民及社会公众的公开咨询、质询和问责;第三,积极引导网络舆情,化解网络舆情危机,以此协调政府与网民之间的矛盾,提高政府公信力。网络舆情发言人制度是引导网络舆情和化解网络舆情事件的重要机制,需要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在主管部门中作为常设机构并法定化。从缩减行政人员编制和节省政府财政开支的角度,网络发言人可以由各政府职能部门新闻发言人兼任,而不必单列。

针对当前网络舆情治理问题,各个学者以及相关部门都一直以一种惯性思维,坚持一种“家长式”管理模式,即都建议决策者应该以“家长”的姿态出现,应该对网络舆情治理对象作出种种限定。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网络舆情早期是是个案处置建议,成熟期需要一个庞大的案例库支撑、方法论提炼,还有舆情管理乃至社会管理的理论思考”[[29]]。其实,在我们看来,在网络舆情问题中,制度设计的重点应当是引导网络舆情而非控制网络舆情。网络舆情发言人制度主要是针对的是网络舆情事件本身,但政府应对网络舆情事件绝对不能仅限于事件本身,而应当积极引导网络舆情。网络舆情可以作为化解政府与网民矛盾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是当前群众路线的新型表现形式。主管部门不应忽视网络舆情这一新型平台,而是要在网络舆论中拥有话语权和主动权,因此,建立网络舆情引导机制,实现政府在网络舆情中掌握话语权和主动权。建立和完善网络舆情引导制度,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一是通过答复或解决社情民意来引导网络舆情,这也可以缓解当前上访、信访严重的状况;二是当发生特定网络舆情事件时,要迅速反应并积极引导;三是建立网络问政制度,发挥网民参与政治、建言献策的作用。网络舆情引导机制是政府管理人性化的体现,如果管理者和决策者能以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模式,去重构网络舆情管理制度,应该能收获理想的效果。

网络舆情表面上只是个媒体传播或一段时间的社会热点问题,但事实上,由于“某些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一些网民和网络推手借机发挥,经济政策问题、政治会议、民生与社会治安问题、腐败问题等都可能成为触发网络舆情的导火索,成为网上投诉、批评、民意聚焦的热点内容。一些具有极强时间性、震撼性、负面性的事件,结果一定程度的炒作之后,能够迅速成为网络舆论的热点”[[30]]。因此,对网络舆情的处置必须及时、果断,不得有任何拖延,出现苗条必须当机立断,及时解决,一旦事态扩大,就会产生很多的负面效应,不但会引起社会矛盾,甚至可能会导致社会混乱乃至冲突性事件。所以,适时解决网络舆情,是完善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任何时候都不课懈怠。

 

大数据是数字化生产时代的新型战略资源,对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巨大,大数据的出现和引用,引起了各国科技界,产业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因此,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情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方面,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对同一事物,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思考就会有不同的结论。“网络不只是包括(水平的)联系,而且也包括(垂直的)中心和终点。”[[31]]因此,需要我们尽量从多个角度对事物进行综合分析,并找出主要矛盾。从我国当前网络舆情治理制度设计角度而言,任何制度设计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综合分析利弊,选择一种弊端最小的制度。而且,社会治理是一个动态的社会,网络舆情问题更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变化,我们能做的就是:针对当前网络舆情治理现状,从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不断地改革与完善网络舆情的处置机制和处置手段,巩固和发展健康的网络程序,以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

 

 

 

 

 

 

 

 

 

 

 

 

 

 

 

主要参考文献

[1][]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周涛译.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2]陈潭.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3]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编著:36计跳出舆论漩涡.[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

[4]展江 吴薇.开放与博弈--新媒体语境下的言论界限与司法规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5]简·梵·迪克著.蔡静译.网络社会.[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6][]唐涛著.网络舆情治理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M].2014.

[7]郑琳著.首席舆情官  2013--2014热点舆情响应百例.[M].北京.中国工信出版集团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8][]戴雪A·V·dicey.戴鹏飞译.公共舆论的力量--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9]广东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公正与网络舆情-广东法院网络舆情白皮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10]展江 吴薇.开放与博弈--新媒体语境下的言论界限与司法规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0]郭卫华主编.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D].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11]吴飞著.平衡与妥协--西方传媒法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12]许静著.舆论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3][]安东尼·刘易斯著,何帆译.批评官员的尺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4]蔡文之著.网络传播革命:权力与规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5]赵刚著.公正与公平的博弈--美国最高法院任何平衡新闻自由与审判公正.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16]魏永征著.新闻传播法教程(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7]艾学蛟著.舆商--企业如何应对舆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19]丁俊杰 张树庭主编.网络舆情及突发事件公共危机管理经典案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

[20]胡菡菡著.社会冲突中的“信任之困:法官对敏感案件舆论的态度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22]彭铁元著.中国企业家非正常死亡舆情报告.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

[23][]威廉·C·盖恩斯著 刘波 翁昌寿译.调查性报道(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4]汪涌 史学清著.网络侵权案例研究.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25]展江 张金玺等著.新闻舆论监督与全球政治文明--一种公民的进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本论文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法学会2015年度重点研究课题《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与社会治理研究》的最终成果,课题主持人为北方民族大学王幽深教授,参与人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法官杨远慧、宁夏大学政法学院法理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徐满。

[[2]][]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周涛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5-10.

[[3]]2013年度中国舆情监测行业市场份额总体状况分析.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bxoS0SFh0Xi-An9wF0w6QDCYvitm-MAI8WnlPXVgepURJP46FaEnImm_XMLybp3vKrJATtVhGy0kcj867ZlIw-ZLBopxQHvWhF_P4khCpu

[[4]]孟威.大数据下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博弈.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0811.http://cpc.people.com.cn/n/2014/0811/c68742-25444087.html

[[5]]王海建.大数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治理能力建设[N].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3)87

[[6]]夏火松,甄化春.大数据环境下舆情分析与决策支持研究文献综述[J].情报杂志.2015(2):1-6.

[[7]]谢耕耘,刘锐,乔睿,张旭阳,袁会.大数据与社会舆情研究综述[J].新媒体与社会.201411):134-142

[[8]]郭卫华主编.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56

[[9]]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编著:36计跳出舆论漩涡.[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22

 

[[10]]蔡立辉,杨欣翥.大数据在社会舆情监测与决策制定中的应用研究[J].行政论坛.2015(2):2

[[11]]蔡立辉,杨欣翥.大数据在社会舆情监测与决策制定中的应用研究[J].行政论坛.2015(2)

[[12]]唐涛著.网络舆情治理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7

[[13]]转引自广东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公正与网络舆情-广东法院网络舆情白皮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9

[[14]]蔡立辉,杨欣翥.大数据在社会舆情监测与决策制定中的应用研究[J].行政论坛.2015(2):2.

[[15]]陈静.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人.经济日报.20150724.

[[16]]展江 吴薇.开放与博弈--新媒体语境下的言论界限与司法规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089

[[17]]见南方日报2015724.中国网民达6.68亿人.记者叶丹.

 

 

[[18]]张善根.微时代网络舆情的政府应对与法律规制[J].宏观视野.2013(8):37.

[[19]]蔡立辉,杨欣翥.大数据在社会舆情监测与决策制定中的应用研究[J].行政论坛.2015(2):2

[20] 蔡立辉,杨欣翥.大数据在社会舆情监测与决策制定中的应用研究[J].行政论坛.2015(2):2

 

[[21]]广东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公正与网络舆情-广东法院网络舆情白皮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3

[[22]]所谓信息孤岛,根据百度搜索,是指相互之间在功能上不关联互助、信息不共享互换以及信息与业务流程和应用相互脱节的计算机应用系统

 

[[23]][]戴雪A.V.dicey.戴鹏飞译.公共舆论的力量--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56

[[24]]唐涛著.网络舆情治理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7

[[25]]唐涛著.网络舆情治理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19

[[26]]郭卫华主编.网络舆论与法院审判.[D].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27]]蔡文之.网络传播革命:权利与规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51

[[28]]广东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公正与网络舆情-广东法院网络舆情白皮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3-4

[[29]]郑琳著.首席舆情官  2013--2014热点舆情响应百例.北京.中国工信出版集团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序

[[30]]丁俊杰 张树庭主编.李未柠执行主编.网络舆情及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经典案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6

[[31]][]··迪克著.蔡静译.网络社会.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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