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法治保障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引擎，创造了新的社会需求和供给体系，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西部地区必须加快构建健全完善的法治保障体系，提高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水平，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其法治保障现状

（一）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全球数字经济增势迅猛，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2022年世界51个主要经济体数字经济规模达41.4万亿美元、占GDP比重46.1%。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实现了量级增长，2012年—2022年10年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75万亿美元增长至超过7.5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数字市场，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最友好、势头最强劲、应用最广泛的国家之一。

（二）我国数字经济法治建设保障水平与世界的对比。数字经济发达的国家立法体系成熟、国别特征明显。网络安全立法完善的国家，在立法上侧重保障数据开发利用、维护数字竞争优势，在系统性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法、守门人制度、行政机关对匿名化信息的处理规则等方面的法治保障比较完善。相比较而言，我国数字经济法律规制有待完善、监管体系仍需健全。我国尽管积极与国际接轨，通过“宏观+专项”的方式，数字经济法治的“四梁八柱”初步构建，但整体水平还比较滞后，有些领域还存在空白和漏洞，数字治理能力和治理技术还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水平。

（三）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及法治建设还不充分不平衡。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基础差、发力晚、发展慢，但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东数西算”工程等机遇的叠加下，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与全国、东部地区水平相比，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依然突出。产业生态发育不充分不平衡。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仍处在数据存储、运算等前端环节，就地转化应用、形成产业生态还不足，产业链“缺胳膊少腿”，产业集聚度不高，与东部地区“前店后厂”的模式相比没有根本改变。法治供给不充分不平衡。我国虽然没有出台专门直接针对数字经济的国家法律，但地方立法机关通过先行先试的方式制定了地方性法规，但大多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在数字经济地方性法规制定上整体落后于东部地区。

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法治保障的路径方向和关键重点

（一）以法治保障促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解决数实融合进程缓慢的问题。西部地区数实融合进程相对较慢，需要加大以数字经济服务和促进实体经济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机制的结合，将数据深深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在立法和法治建设中，需要鲜明突出法治的激励、引导、保障作用，打消企业生产经营联网上云的顾虑。解决数据要素市场发育不足的问题。当前数据存在权属难确、流通受阻、交易不活等问题，应该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制度，从法律规制层面予以明确，健全数据要素权益法律保护制度。从法律层面划出数据使用的范围、用途，在保护个人隐私和确保公共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开放共享。解决数字鸿沟的问题。数字鸿沟折射出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需要从法治保障、制度机制层面入手，首先在西部地区之间建立协作关系，避免同质化“内卷式”竞争，鼓励支持东西部建立紧密高效的协作机制。

（二）以法治保障规范数字经济市场秩序。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平台经济等短时期内资本大量涌入、“烧钱换市场”，造成资本异化，极易引发经济“脱实向虚”和金融风险集聚；西部地区建设的数据中心，存在建多用少、存多算少、闲置浪费的迹象。需要在严防资本盲目无序扩张等方面设立法律监管的“红绿灯”，对恶性竞争行为用法治化市场化手段解决。防范平台经济垄断。一些数字经济巨头和平台形成数据垄断、流量垄断和算法垄断，处在赢者通吃的优势地位，造成“大鱼吃小鱼”“饿死小虾米”不良局面，损害了市场有效竞争和社会创新。西部地区产业基础普遍较为薄弱，市场主体量小体弱，应按照国家《反垄断法》，对出现的数字经济垄断行为，需按照中央集中执法、地方个案授权的原则严格执法、依法查处。防范偷税漏税行为。西部地区需要呼吁国家健全完善相应税收法律体系，建立数字经济税收治理模式，防止从事数字经济的企业和个人偷税漏税。

（三）以法治保障数字经济安全。产业安全不容忽视。西部地区建设数据中心、发展算力产业，所需的硬件、软件许多来自国外，外部环境引发的产业风险不得不防，需要站在维护国家产业安全的高度，推动国产化替代应用，打破“卡脖子”风险。数据安全不可小觑。数据在采集、存储、跨境跨系统流转、利用、交易和销毁等环节，极易出现侵犯知识产权、隐私泄露等安全风险，需要借助法治手段健全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依法查处信息数据泄露、窃取、篡改、非法使用等危害信息数据安全的违法活动。伦理安全不能低估。西部地区各省区在积极推进“人工智能+”的同时，需要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机制，构建安全监测预警机制，将潜在风险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四）以法治保障健全监管治理体系观念不够“新”的问题。当前数字经济依然习惯运用行政手段来监管和治理，容易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活”的死循环，需要进一步树立法治思维和观念，解决好有法不依、不会用法等问题。机制不够“全”的问题。数字经济立法或者规则体系往往就事论事，需要加快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多元手段、公权与私权有效合作的共治机制，应对数字经济引发风险与挑战。力量不够“统”的问题。数字经济涉及面广、融合程度高，单一监管难以奏效，需要从法治层面加强监管体制机制建设，从“单兵作战”向“集群作战”转变。

三、西部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法治建设需要遵循的原则及对策建议

（一）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高质量发展方面以局部立法率先突破，对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防范风险等进行明确。在高水平安全方面进一步完善数字金融、网络、信息安全等法律规范，加强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防范可能出现的经济、技术、社会等领域风险。

（二）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从法律层面明确政府权力范围，消除所有制歧视等制度约束和隐形准入壁垒，促进技术、人才、资金、土地等资源高效配置到数字经济产业上。找准审慎与包容的平衡点，增强市场主体对立法、监管的预期。提升法治监管效能，完善监管规则和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构建所有事全领域覆盖、一件事全链条管控、落实事全过程监管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三）统筹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在法治建设中应当更好均衡各方利益，积极探索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使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惠及各方主体；进一步规范平台权力，处理好平台对劳动者更加复杂、更为隐蔽的劳动剥削。及时完善现行反垄断法律制度，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

（四）统筹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在法治建设中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释放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促进西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增强立法的科技维度和前瞻性，尽可能减少法律的滞后性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

（五）统筹西部地区与国内国际。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一个国家能否在国际规则竞争中获取优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抢占数字经济竞争的制高点。西部地区应积极参加国家数字经济技术、服务、风险防范等各领域规则制定，为国家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贡献西部智慧、提供西部经验。

（根据自治区法学会课题成果编辑。执笔人：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徐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