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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形势下提高政法综治干部化解矛盾能力的思考

发表时间:2014-10-28 10:26:50 来源:宁夏法学会 作者:系统管理员

  

城镇化是任何国家不可逾越的历史发展阶段,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政法综治工作顺应城镇化趋势,必须积极应对日趋增长的矛盾,提高政法综治干部能力,积极化解,促进科学发展。

一、城镇化矛盾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的影响

勿庸置疑,城镇化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但城镇化引发大量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2009-2012年全区矛盾增长9%。

(一)城镇化矛盾形式。城镇化在建设、管理、服务中产生的矛盾与其它矛盾具有相同的因素外,还具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

城镇化建设矛盾大多为利益所驱个别地区追求城镇化发展规模、进度,注重扩城增人,忽视配套措施,使 进城农民“种地无地、花钱无钱”,利益要求束之高阁。一些居民因城镇化建设个人利益受损,政府长期未予补偿,利益主体“怨言”变“怨恨”。利益冲突源于利 益矛盾,利益矛盾又源于利益需求。一些当事人认为利益需求受损是政府所致,产生对立情绪,一旦超出承受力,价值失落、心理失衡、行为失序,进而聚众闹事。 2012年全区公众安全感调查结果显示,11.25%的调查对象认为就业安置保障引发矛盾,印证了利益问题是产生矛盾主因。    

城镇化管理矛盾大多为不公所致。一 些地区的城镇化因管理机制不健全,使城镇施政、管理出现人治化、随意化倾向,引发大量施政、管理不公矛盾,特别是施政与管理脱节,群众产生抵触情绪。一些 地区在化解矛盾时协调配合不默契,出现“有利抢着管,无利无人管”的现象,使矛盾由“抵触”变“抵抗”。全区因管理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全部的30%左右。 “公则天下平矣。”不公正产生诸多矛盾。

城镇化服务矛盾大多为生存需求所迫。一 些地区的城镇化服务只关注“面”、不注重“效”,甚至有名无实或时有时无,伤害了群众利益。2009-2012年牵涉移民、三农问题的群众性事件约占 20%左右。一些进城农民迫于生计向政府施压。满足群众生存需求是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条件。政府受制于现状很难从根本上满足群众需求,造成矛盾困局,必然 引发大量矛盾。

(二)城镇化矛盾特征。城镇化矛盾从本质上看属非对抗性矛盾,是共性中个性差异的表现,但有其鲜明的特征。

矛盾主体多元化。城镇化矛盾由农民与农民的矛盾发展为农民与干部、党政组织、政法综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的矛盾。加之,因经济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加剧,形成了不同利益群体矛盾。

矛盾类型多样化。城镇化不单是“农村变城镇、农民变市民”的矛盾,而是由单一的民事纠纷变为土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执法司法不公、利益侵权等民事、经济、行政、司法并存的多类型矛盾。

诉求方式激烈化。一些当事人得益于城镇易聚条件,认为上访越多、闹的越大越有利于维护自身的利益诉求,往往以威胁、围攻等极端方式要求解决问题,甚至酿成重大刑事案件,形成“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格局。

(三)城镇化矛盾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城镇化矛盾利益多元、类型多样、诉求方式激烈的特征给化解矛盾增添了不确定因素,进而对社会稳定造成较大影响。

滋生社会问题。城 镇化建设在用地、建筑、环境中产生违法与反违法、违章与反违章、污染与反污染矛盾的同时,滋生出“无业农民”“流动农民”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对稳定大局 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2009-2012年城镇化建设、管理、服务等方面产生的矛盾占15%左右。个别干部“躲是非、溜矛盾”等行为,形成“仇官”心理。 这种心理与激化的矛盾相作用产生对立情绪,并成诱发事件的导火索。西夏区兴泾镇在城镇化建设中忽视劳动力转移问题,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

诱发违法犯罪。个 别城镇化地区因治安管理措施滞后,成为诱发犯罪、藏污纳垢、销赃敛财的基地,特别是混迹进城农民中的不法分子或聚众赌博,或结为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进行盗 抢财物、流氓行凶等犯罪活动。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矛盾伺机制造事端,挑唆当事人实施毁物等犯罪行为。全区30%以上重大凶杀案件由矛盾酿成。

二、干部能力不适应城镇化矛盾问题及原因

适应城镇化矛盾规律,准确掌握城镇化矛盾利益冲突的本质根源,积极应对城镇化矛盾对干部的考验,深刻分析干部队伍存在问题的原因,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化解矛盾能力。

(一)城镇化矛盾对干部化解矛盾能力的考验。城镇化矛盾关联渗透,错综性、敏感性、复杂性强,对干部化解矛盾提出新考验。

利益需求扩张的考验。随 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广泛的人文交流,进城农民利益需求从物质利益向精神利益延伸。延伸派生出的矛盾也从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一些进城农民明知诉求于情、 理、法不符,但为达到目的,执意增加利益筹码与干部“对着干”,使一些本能化解的矛盾化解不了,甚至演变为群体性事件。顺应城镇化矛盾转变,统筹兼顾多元 利益,考验干部驾驭矛盾能力。

复杂程度加剧的考验。城 镇化矛盾涉及不同地区、部门、领域,且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合理诉求与无理取闹相互影响、关联,复杂程度加剧,处置难度加大。表现在,一个利益群体的矛盾 其他利益群体相呼应,处理不慎局部问题变成全局问题。全区化解的疑难复杂矛盾80%以上属这类矛盾。化解城镇化复杂矛盾,考验干部化解矛盾能力。

(二)干部化解矛盾能力不适应城镇化的问题。近年来,各级组织把化解矛盾作为维护稳定重大工程,化解了大量矛盾。2009-2012年全区成功化解矛盾242511件,成功率达92.3%。虽然成效显著,干部功不可没,并具备一定化解矛盾能力,但仍存在种种问题。

察民情不细。化解矛盾的本质要求是“接地气”“交朋友”,通过促膝交谈了解真情,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但有些干部不愿同群众“心贴心”交流,掌握不到群众的所想所盼,使群众的“希望”变“失望”。

找症结不准。在思想观念、利益诉求不断变化的情形下,找到症结才有希望化解矛盾。一些干部不懂群众心理、不会用群众语言,接触群众打官腔、说大话,办理群众诉求束手无策,化解矛盾找不准症结,与群众的隔阂越来越深。

究难题不深。客观审视矛盾难题,辨清性质、特征、范围、影响,确定破解方向,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使难题迎刃而解。但一些干部用“命令式”或浅尝辄止处置复杂矛盾,结果事与愿违,使矛盾升级激化。

碰缠访不硬。个别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对待群众“冷、硬、横”,但遇到缠诉缠访当事人,因怕引起非议或聚众闹事“躲、托、推”,不敢接碰复杂矛盾。有的以冷处理或工作忙为由,敷衍了事,任其发展。

处矛盾不公。有的干部优亲厚友,用不同标准化解同类矛盾,引起不满。有的拿原则唬弄老实人,拿通融当老好人。有的受情所困或受钱所惑丧失原则,走向犯罪。

(三)干部化解矛盾能力不适应城镇化问题的原因。干部化解矛盾能力问题往往通过表象体现在接待群众各环节,反映在化解矛盾各过程。其内在原因不仅包括干部工作负荷与力量配置、工作职责与工作范围等客体性因素,又包括干部个人心态、工作状态等主体性因素。

工作负荷与力量配置不匹配。当前,社会治安形势的大变化,人、财、物的大流动,并未带动力量配置的变化,致使工作力量严重不足。在此状况下,即便干部想提高化解矛盾能力,但受客观条件所限很难提高。兴庆区政法干警承担银川市40%以上的案件,与干警所占比例差距较大。

工作职责与工作范畴不对称。干 部长期超负荷化解矛盾,带来严重的身心健康问题。一些地方置干部健康于不顾,开展与职责无关的活动,使干部没有精力提高能力。加之,在当事人误解事实、曲 解法律的情况下干部难以平衡各方利益得失。一些矛盾虽依法化解,但当事人不能理性对待,认为干部“偏三向四”,即便干部胜任工作,也得不到群众认可。

无奈心态变为低迷状态。一些当事人对矛盾调处结果不论合理与否都持有异议,利用城镇便利条件动辄上访告状。为扭转困局,提高工作成效,使当事人输赢皆服,干部“白加黑”“五加二”工作,但群众仍“不买帐”。这种境况干部无可奈何,致使精神不佳、状态低迷。

无法心态变为无为状态。城镇化矛盾棘手难调,特别是化解“同城不同待遇”矛盾,因受现实条件制约干部无力解决。但个别当事人为引起轰动效应对干部“冷嘲热讽”,迫于纪律要求干部忍气吞声不敢轻举妄动,造成一些干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待观望。

无助心态变为应付状态。一些干部把来访群众当“家人”,尽其所能解决合理诉求,但一些当事人动辄要挟干部。干部蒙受怨气后,无人过问、安慰,由此产生与其“干的多挨的骂多”,不如“清闲一天算一天”,消极应付。

三、提高干部化解城镇化矛盾能力的对策

化 解矛盾的过程不仅是掌控矛盾、促进和谐的过程,更是维护群众利益、做好群众工作的过程。因此,提高干部化解矛盾能力必须创新化解矛盾方法,提高预防化解矛 盾、群众工作、维护公平正义能力,相得益彰,不可偏废。当前,在矛盾激增和矛盾因素不确定的情况下,党政组织、干部个人应协调联动,共同应对。

(一)传承优良传统,健全工作机制。近年来,全区各级政法综治组织积极探索矛盾化解机制,积累出成功经验,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出重要作用,但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发展,需进一步完善,推动源头解决,促进社会和谐。

健全源头化解机制。制 定城镇化政策,应抓住大多数人共同利益与不同阶层具体利益的结合点,立足当前,着眼未来,为可持续发展留有空间。广开渠道解决就业问题,促进剩余劳动力转 移。关心失地农民困难,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应保尽保。完善服务体系,开展失业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服务,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小事做细、实事做实、好事做 好,用行动凝聚人心,用服务滋润人心。

健全三调联动机制。全 员性开展民事调解,民间调解组织延伸到城镇化各领域,利用民间人力资源广泛参与,形成全社会调解格局。全方位开展行政调解,行政主体依照法定程序,运用政 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手段,公正化解因行政行为而产生的矛盾。全过程开展司法调解,根据诉讼要求,诉前、诉中、诉后广泛调解,促进和谐。

健全群众表达诉求机制。完善群众联系沟通协调体系,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反映诉求,维护群众利益,源头减少矛盾。通过座谈、咨询、听证等方式,听取群众意见,保障群众话有处说、怨有处诉、难有处解。

(二)积极开拓创新,提高干部能力。为适应新形势,顺应城镇化矛盾因素反作用于城镇化建设、管理、服务的矛盾规律,减少危害,提高公信力,干部必须提高应对矛盾能力。要在整改察民情、找症结、究难题、碰缠访、处矛盾等方面存在问题的同时,创新方法,提高效率。

创新化解矛盾方法。 要用艺术感染法化解矛盾,根据心理学尊重对等原理,用真挚的感情、平等的心态聆听矛盾,找准症结,求得通达。采用“启人心智的思辨、怡人心怀的幽默、生动 活泼的表达”等艺术化方式,融哲趣、情趣、理趣为一体感染当事人。要用刚柔相济法化解矛盾,充分听取当事人陈述,让其“诉尽苦、说完话”,消除积怨,使其 接受和解方案。对拒不履行义务,特别是危害群众利益的,要敢于碰硬,以儆效尤,震慑他人。要用迂回战术法化解矛盾,因事因人制定化解策略,取得最佳效果。 缺乏主见的,应鼓励坚定立场,不被他人左右。脾气暴燥的,应避开矛盾焦点,通过“拉家常”切入正题,解除顾虑,避免冲突。

提高预防化解矛盾能力。要 强化洞察力,预防矛盾,运用矛盾规律,从现象中看到本质、从偶然中发现必然,掌握内在联系,有效预防矛盾。坚持矛盾露头,防止累积;矛盾发生,防止扩散; 矛盾扩散,防止变异;矛盾处理,防止沉淀,提高效能。要提升统筹力,掌控驾驭矛盾,在价值多元、思想纷呈、观念碰撞的现代社会中,统筹当事人的知识结构、 行事风格、利益诉求等因素,综合分析共同关注的利益基础,辅之法律、经济和行政等手段控制发展变化,实现共赢。要加强协调力,理顺淡化矛盾,在尊重事实、 平等待人、正视矛盾的基础上,以沟通达认同、促和谐。能化解的及时化解,化解不了的告知真情、求得谅解,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提高群众工作能力。要 针对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公共安全问题、最关切的权益保障问题、最关注的安置就业等问题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学会解决实际问题,掌握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要领。要 针对群众最痛恨的“人情大于王法”、最厌恶的“朝令夕改”等问题提高依法办事能力,依靠法律和制度推进城镇化建设,使城镇化各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民主 化。要针对新媒体时代干部不注重、不善于同群众沟通的问题,提升新媒体时代沟通能力,把握现代传播规律,善待善用现代新型媒体,回应群众关切,有效疏导公 众情绪。运用城镇网络及时把党的政策、建设管理服务措施宣传到城镇化各角落,体现正能量。

提高维护公平正义能力。要 以化解矛盾裁判不公等人民群众关心的公平正义问题为核心,全面提升维护公平正义能力,依法化解、公正裁决。要公心接访,把执政为民要求体现在矛盾化解各环 节,坚决摒弃“厚此薄彼”“敷衍塞责“推三托四”等不良作风,定期下访,主动对接,树立为民新形象。要耐心劝解,弘扬真抓实干作风,把化解矛盾过程作为体 现亲民、惜民、助民过程,多接地气、多聚人气、多添生气,悉心听取意见,耐心说服教育,化干戈为玉帛,累积信任,增进感情。要诚心息怨,亲自到案源地解决 疑难复杂矛盾,让当事人感到干部的诚心,消除积怨,主动和解。久调未决矛盾,要集体“会诊”,辅之情理、晓之利害,心悦诚服接受和解方案。

(三)积极改善条件,确保人尽其用。当前,在国家严格控编的形势下,应整合资源,改革用人方式,保障工作。

盘活可用资源,减轻干部压力。整合政法综治部门综合管理、后勤保障、财务装备等机构,由公共资源管理部门实行“一体化运作”“一条龙服务”“一竿子到底”的运行机制,使更多的人力从事主业务。

改革用人方式,纳入市场运作。根据“虚拟人才”发展要求,改革政法综治内设机构用人方式,实行岗位市场化招聘方式,建立广覆盖、多门类的“虚拟社会”人才队伍。

纳入人才规划,培养合格人才。按照专业化、技术化和职业化分类管理体系要求,将化解矛盾人才纳入人才发展规划,统一规划、统筹实施,培养高素质、高层次、高技能化解矛盾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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